1950年的某一天，西南军政大学政治教育科科长王玮像往常一样在忙碌着，突然在查看学员资料时，他发现有一名学员让他产生了一种熟悉的感觉。这种感觉引发了他心底那段痛苦回忆，于是他决定亲自去查一查这名学员，看看他是否真的是自己认识的人。
王玮把这名学员叫到办公室，学员的表情显得有些不安，而王玮的目光则一直紧盯着他。经过一番上下打量后，王玮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：“你是不是刘子仁？”这名学员听到这个名字，明显愣了一下，但很快就摇头否认道：“你认错人了，我不叫刘子仁。”
然而，王玮的情绪却瞬间失控了。他怒火中烧，眼神变得凶狠，直盯着那名学员，严厉说道：“老团长，怎么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你的司法科长呀，不要再装了，你就算化成灰我也能认出你。”听到这话，学员依旧试图辩解，但王玮根本不理会他的解释，直接将他逮捕，并将其移交给了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。得知此事后，吴芝圃震惊不已，立即召开紧急会议，决定将该学员押往开封，经审理后执行死刑。
展开剩余77%那么，刘子仁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王玮会这么愤怒地认出他？他为何会被迅速判死刑呢？要解答这些问题，我们得将时间追溯到1940年8月。
那时，抗日战争正处于关键时刻，作为我党重要军事力量之一的新四军在敌后战场开辟广泛战线，除了要抵御日寇的扫荡外，还要防范国民党的暗中破坏。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，新四军培养了大量的抗日游击队员，其中也有一个名叫耿蕴斋的人。
耿蕴斋的历史较为复杂。他早期加入了共产党，但在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了党组织，转投国民党，成为了国民党的区长。后来，西安事变爆发，他公开反蒋，并因此被国民党革职。抗战爆发后，耿蕴斋又组织了游击队，并重新归党，成为新四军的一员。然而，他深受国民党影响，军阀气息浓厚，生活作风腐化，思想封建，把旧有的军阀思维带入了新四军，给部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。
在1940年8月时，我党决定任命耿蕴斋为豫皖苏边区的保安司令员，这本是对他的一次提拔。然而，耿蕴斋不愿意放弃自己领导的三纵队，认为新四军削弱他的主力部队，是对他的剥削，甚至怀疑党中央有意架空他。此时，他产生了反叛的念头，于是开始联系新四军第六旅副旅长吴信容，两人商议策划叛乱。
吴信容是一个有野心的军官。在同一年，他本希望升任旅长，但没有成功，这让他心生怨恨，对党中央产生了反感，并开始产生叛变的思想。两人因志同道合而结成了同盟，共同策划反叛行动。
然而，他们低估了我党情报系统的能力。党中央很快派遣第六旅政委、保安司令部政委吴芝圃前去劝说这两人。党中央早有预案，如果劝说无效，还准备派遣第17团团长刘子仁，以宴请名义将他们扣留。
但令人没想到的是，刘子仁竟也有二心。虽然他早已加入共产党，并且在团里的表现还不错，但实际上他一直与耿蕴斋等人勾结，怀有反叛思想。在接到党中央的命令后，他竟然提前将消息透露给耿蕴斋和吴信容，并与他们共谋对策。
这时，中央安排刘子仁的局反而被三人利用，他们密谋了一整天，准备反击。当天晚上，12月11日，情况突然发生变化，二营的士兵发动了变革，直接俘虏了政治处和二营的干部，许多同志不幸被捕，其中包括蔡永政委和周大灿副团长。
尽管一些同志拼命劝说看守的士兵放人，但对方冷冷地回答：“我是跟刘总队长（刘子仁）干的，他让干什么就干什么。”情况越来越紧张，大家终于意识到刘子仁和耿蕴斋的叛变。
幸运的是，党内优秀的党员们在敌人压迫下成功反抗，抓住机会抢过武器，成功突围，打破了敌人的包围。然而，在这场战斗中，副团长周大灿、政治处主任糜云辉、特派员温治平和组织股股长盖卓如等十余位同志英勇牺牲。
与此同时，刘子仁的叛变行动在17团中进一步发酵，三营政委陈迎荣等人带着坏消息迅速赶到，然而7连已经被刘子仁控制，陈迎荣等人不幸牺牲。
党内上下都为刘子仁的叛变震惊愤怒。总部随即决定调动第5旅14团和第6旅16团，向叛军发起全面反攻。经过一昼夜的激烈战斗，刘子仁最终未能抵挡住，败北。
在这场战争中，吴芝圃和其他同志深入敌营，展开持久战。最终，刘子仁在多次战斗中败退，逃往四川。回顾这段历史，所有的党员对刘子仁的背叛深恶痛绝，尤其是当年在团部的成员，他们对他恨之入骨。
因此，当王玮在西南军政大学发现刘子仁时，他的愤怒难以抑制，立刻将其逮捕。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得知刘子仁的身份后，马上做出了决断，将他审判并执行死刑。
刘子仁的背叛不仅给党组织带来了严重损失，也导致了众多优秀共产党员的牺牲。而刘子仁最终因其叛国行径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彻底被历史抹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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